上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生產方式和經濟形態的巨變，推動了全球稅制改革的深化發展。人口和資本的快速流動推動非流動性稅種的發展和流動性稅種稅率的降低；扁平化的社會和經濟形態形成使得各國的稅制朝著趨同化方向演變；投資和儲蓄率的不斷下降使得各國爭相出臺鼓勵投資的稅收政策。全球稅制發展趨勢面前我們都是跟隨者，川普稅改帶動的“減稅潮”不過是全球稅改趨勢下的跨國稅收競爭。

全球化背景下的稅制演變關鍵詞：非流動、趨同、投資

從歷史來看，隨著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和資源要素的流動性程度演變，現代發達國家稅制歷史經歷了四個主要階段：古老直接稅階段、間接稅階段、現代直接稅階段和現代復合稅階段。

發達國家稅制結構的四個演變階段，反映了社會生產方式和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對一國稅制結構和稅率的決定性影響：主要生產要素決定了各時期主要的稅種；稅基的流動性與稅率應該是互為反向的關系。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類從工業社會進入信息社會，信息、技術、資本和勞動力等多種生產要素均作為社會主要要素參與生產，形成了以直接稅、貨勞稅和社會保障稅為主體、財產稅為補充的“3+1”稅制結構。

 

伴隨著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快速流動，世界的扁平化趨勢和投資率的下降，這一階段世界稅制發展表現出了明顯的新趨勢。

1、流動的人口與流動的財富——流動性稅種向非流動性稅種轉移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加速流動成為影響稅制改革方向的關鍵，稅率水平成為影響國際移民、跨國投資選擇的關鍵因素，人口和資本快速流動下，稅率與稅基流動性的反向關系日益明顯。

以人口流動為例，80年代后國際移民數量迅速增長，根據世行的估計，到2004年，國際移民占全球人口中的比重由80年代的2.2%左右增長到3%以上；到2014年，世界主要城市外籍人口在城市總人口中占據了較大比重（迪拜83%、洛杉磯39%、新加坡38%）。

 

 

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資本的流動速度要遠遠快于人口的跨國流動，80年代以來國際債務證券未償還余額呈指數增長，截至2015年國際債務證券未償還額215,511億美元，是1987年的26倍。

 

人口和資本的快速流動推動了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稅制的深化改革，主要體現在：流動性稅種向非流動性稅種轉換、非流動性稅種的快速發展、流動性稅種（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和稅率層級的降低。

 

增值稅等流轉稅稅種快速發展，正是生產要素全球流動背景下，稅制結構向非流動稅種轉變的深刻體現。經濟全球化席卷全球，也深刻影響了全球資本流動，對資本收益進行征稅的所得稅征收面臨著稅基流動和征稅難度加大的問題。相對而言，增值稅在生產經營地征收，最終稅收轉嫁給消費者，稅基的流動性較弱。從歐共體國家開征增值稅以來，增值稅在全球范圍內快速受到認同，實行增值稅的國家迅速增加。1992年征收增值稅的國家和地區僅60多個，經過20年的發展，快速增加到170多個。世界主要國家快速轉向以增值稅為主的間接稅，正是全球資本流動背景下的必然趨勢。

 

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和稅級快速下降。在人口和資本全球快速流動下，所得稅稅率高低對稅基的流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各國為了爭奪稅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和稅率基數均呈不斷下降的趨勢。以美國為例，自二戰以來，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1944年的94%下降到目前的35%。

 

與個人所得稅類似，公司所得稅也表現出最高邊際稅率不斷下降的趨勢。OECD成員國公司所得稅平均稅率趨于下行，自1996年的38%下降到目前的24%；以美國為例，美國公司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1952年的52%下降到目前的35%。

 

2、世界是平的——各國稅率趨同性加強

《世界是平的》一書中指出“世界是平的”，而壓平世界的三臺機器分別是：新技術促使各國的商業環境變得平等，“互聯網使地球變成了一個即時而翔實的社區，集裝箱化海運與低成本的航空運輸為企業提供了一個高效的全球化供應鏈”，“互聯網提供了一個以極低的成本進行全球溝通的工具”。各行業與日俱增的流動性，使得大部分產業能夠在世界任何地方進行，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使得企業在對外投資的過程中更少考慮資源的限制。而更多的國家在制定基本政策時需要考慮吸引投資和促進增長，各國基本政策出現趨同化趨勢。

稅收作為一個國家基本經濟制度，越來越表現出趨同化特征，最終演變成跨過稅收競爭的白熱化。以公司所得稅為例，OECD國家公司所得稅平均稅率近年來逐漸收斂，維持在20%-35%的區間范圍內。

 

3、投資和儲蓄率下降——生產性稅基向消費性稅基轉變

全球儲蓄和投資率不斷下降，世界稅制生產性稅基向消費性稅基轉變，增值稅作為一般消費稅是對消費課稅的典型稅種，因而快速被世界多數國家采用。

 

根據企業在計算增值額時是否允許抵扣購入固定資產，增值稅分為生產型、收入型和消費型增值稅。生產型增值稅不允許納稅人從商品和勞務銷售額中扣除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及其折舊，對整個社會而言，其稅基總額為國民生產總值；收入型增值稅允許納稅人抵扣當期計入產品成本的固定資產折舊部分，其稅基總額相當于國民收入；消費型增值稅允許抵扣當期購入固定資產總額，因此對企業的資本投入品不征稅，其稅基總額相當于全社會消費品總值。生產型增值稅實際上是對生產過程中的資產耗費支出部分進行了重復征稅，抑制了投資，而消費型增值稅有利于鼓勵企業進行固定資產投資和大型設備更新。

消費型增值稅可以鼓勵固定資產投資和設備更新，從增值稅的發展過程來看，呈現出了從生產型向消費型發展的趨勢。目前絕大多數國家在實踐過程中都已實行消費型增值稅。消費型增值稅的快速崛起也反映了在鼓勵儲蓄和投資的背景下，生產性稅基向消費性稅基轉變的必然趨勢。

 

川普稅改，跟隨全球稅制變革的大趨勢

趨勢面前都是跟隨者。川普自競選以來提出的一系列針對企業和個人的稅收改革要點實質都是對全球稅制趨勢的跟隨。稅改能夠在兩黨形成高度共識，究其原因是稅制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美國經濟的重要制度性弊病。

1、當前稅制的國際比較：落在稅收競爭后面的美國

所得稅稅率偏高，尤其是企業所得稅稅率遠高于OECD平均水平。聯邦和地方合計40%的企業所得稅遠高于OECD國家不到25%的平均水平，是34個OECD國家中企業所得稅最高的國家；個人所得稅稅率與OECD國家平均水平相當。

 

在企業稅率為全球最高水平的法律管轄區，企業會想方設法利用轉移定價等手段盡可能地少報在美國實現的利潤，并將大量利潤留存在海外。根據美國公共利益研究組織（PIRG）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2015年美國前500強中有362家公司在避稅天堂建立了共10366家子公司，并通過將海外利潤留存在避稅天堂的子公司來躲避美國高昂的企業稅收。截至2015年，這362家企業在海外的留存利潤共計達到2.5萬億美元。這種稅收體系中的扭曲現象會導致過度而低效的對外投資，并帶來了美國國內的投資不足和稅基侵蝕。

 

高名義企業稅率擴大股權融資和債券融資有效稅率的差距，鼓勵企業過度依賴債權融資。由于公司股息不能像利息一樣從應稅所得額中扣除，因此，股權融資的投資利潤要按照法定稅率繳納公司所得稅，股權融資與債權融資在投資收益上的有效邊際稅率存在巨大落差，而高法定稅率加大了二者之間的差異，鼓勵企業過度采用債權融資的方式。過分依賴債權融資會增加公司財務危機的風險從而提高破產可能性；同時，面臨財務困境的公司可能采取高風險投資手段，加大宏觀經濟風險。以設備投資為例，美國股權融資和債券融資在投資收益上的有效邊際稅率差值達到70個百分點，比G7成員國的平均水平高出7個百分點。

 

全球征稅系統已經不適宜美國立法初衷。美國的全球征稅系統要求美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收入都應該按照美國公司稅要求繳納稅款。全球征稅系統設置的初衷是在美國在全球具有絕對經濟統治地位、全球投資的主要輸出國的背景下獲取更多稅收收入，但在美國成為資本凈輸入國的情況下，全球征稅系統反而會鼓勵美國企業將利潤留存在海外，進而減少美國國內的投資。

 

2、川普稅改是對當前美國稅制問題的部分修正

川普競選以來的稅改計劃，尤其是其針對企業稅收的改革，是對當前美國存在的稅制問題的部分修正和調整，符合上世紀80年代以來扁平化、全球化和生產要素高流動性環境下的稅制改革趨勢的，有利于提高美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優勢，吸引生產要素的流入，進而增加稅基。

 

9月27日的共和黨公布的稅改框架與4月27日白宮稅改方案基本一致，新增或調整內容主要包括：（1）個人所得稅最低檔稅率由10%提高至12%，同時保留了增加最高檔個稅的空間。我們認為，調整的用意更多在于加強與民主黨的協調和妥協，一定程度上避免因為取消遺產稅且降低個稅最高檔稅率導致因為“為富人減稅”而遭受詬病，同時一定程度上減少稅改對政府債務的壓力，進而減少稅改法案立法在參、眾兩院通過的阻力。（2）對企業設備、機器等新增短期資本投資進行費用扣減。美國企業稅制與世界主流稅制結構差異在于不實行增值稅（一般消費稅），在生產性稅基向消費性稅基演進的稅制大潮中顯得格格不入，在企業所得稅中允許企業資本支出予以抵扣與實行增值稅本質上具有類似的效果，但遺憾的是框架并未提出對企業長期資本支出予以抵扣。

無論是白宮“427”稅改方案，還是共和黨“927”稅改框架，都是對美國偏離全球稅制大趨勢的部分修正，著重解決了美國目前稅制的重大問題，尤其是企業稅制層面的弊病：

（1）降低個人和公司所得稅稅率，有利于減少稅基的外流。80年代以來的資本和人口等生產要素的高速流動，使得高稅率帶來的稅基減少效應更加明顯。降低高流動性稅基的稅率，提高間接稅稅收是主要的發展趨勢。

（2）降低法定企業所得稅率，允許企業投資稅前抵扣，鼓勵投資。美國是OECD國家中法定企業所得稅率最高的國家，高稅率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包括抑制投資、資本的外流、企業過分偏重債務融資等。

（3）從全球征稅系統轉換成屬地制稅收系統，降低美國企業海外留存利潤。

（4）海外利潤匯回優惠，鼓勵此前留存的利潤回流美國，進而增加國內投資。

減稅潮，中國如何應對？

全球經濟的扁平化使得各國經濟政策，尤其是稅收政策呈現趨同化趨勢，各國稅收競爭形勢越來越激烈。在川普減稅計劃推出以后，世界各國緊密跟隨減稅步伐。英國計劃將目前20%的稅率進一步下調至G20中最低水平（15%），免除外國在英的企業紅利稅以吸引投資；法國新總統馬克龍承諾任期減稅200億歐元；澳大利亞2017年6月宣布減少中小企業稅負，與美英法保持步調一致。2017年全球稅收大戰已經吹響號角，我們能做什么？

減稅，空間有限。從宏觀層面來看，中國減稅空間有限。首先，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并不高；其次，財政支出較為剛性，特別是人口老齡化加快后，保障性支出只增不減；廣義財政赤字率不斷攀升，減稅運作空間大大受限。

 

減稅空間在哪里：降所得稅率、減增值稅率檔次。從微觀層面來看，在世界各國爭相減稅的背景下，中國的企業所得稅率和個人所得稅率有一定的下降空間。以2016年為例，我國企業所得稅占全部稅收收入22%，標準稅率下調一個百分點，減少稅收收入1154億元，一般預算赤字率上升0.16個百分點。

 

歐盟和OECD 國家基本上實行1-2檔低稅率；拉美國家和中國周邊國家多數實行1檔低稅率甚至不實行低稅率；中國周邊實行增值稅的15個國家中11個只實行標準稅率。增值稅稅率有進一步減檔的空間。2017年4月1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自7月1日起，取消13%這一檔稅率，將4檔增值稅稅率減并為3檔，但仍然高于歐盟、OECD、拉美和周邊國家的平均水平，有進一步減并的空間。

 

降費，難在行政體制改革。非稅支出高企是我國企業“稅痛”感的主要原因。2015年，全國非稅收入2.73萬億，略高于企業所得稅2.71萬億，僅低于第一大稅種增值稅的3.1萬億，目前，非稅收入在公共財政收入的占比仍維持在17.9%的高位。

 

歐盟和OECD 國家基本上實行1-2檔低稅率；拉美國家和中國周邊國家多數實行1檔低稅率甚至不實行低稅率；中國周邊實行增值稅的15個國家中11個只實行標準稅率。增值稅稅率有進一步減檔的空間。2017年4月1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自7月1日起，取消13%這一檔稅率，將4檔增值稅稅率減并為3檔，但仍然高于歐盟、OECD、拉美和周邊國家的平均水平，有進一步減并的空間。

 

降費，難在行政體制改革。非稅支出高企是我國企業“稅痛”感的主要原因。2015年，全國非稅收入2.73萬億，略高于企業所得稅2.71萬億，僅低于第一大稅種增值稅的3.1萬億，目前，非稅收入在公共財政收入的占比仍維持在17.9%的高位。

 

近年來，在稅收收入增速放緩的同時，非稅收入的增速卻在上升。這表明在地方政府支出剛性、事權不減的情況下，稅收和非稅收入呈現蹺蹺板效應。與稅收相比，行政事業性收費受到的約束較少，存在不夠規范、不夠透明的問題，直接對應著相關行政部門的編制和人員安排。因此，降費要切實推進，需要推進地方行政事業單位改革的配套。

 

低稅率嚴征管是未來稅務改革的方向。中國“營改增”后稅制結構在世界范圍內具有競爭優勢，但在具體征管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尤其是存在抵扣不全導致“代繳”變“實繳”的嚴重侵蝕企業利潤、抬高實際稅負的現象。代繳的17%增值稅中，有1%的實際轉化為企業稅負，會侵蝕11%的制造業利潤；如果5%未轉化，對企業利潤的侵蝕更是高達56%。提高稅收征管水平與降低稅率應該是未來稅收制度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