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最應該操心的不是增長速度，而是經濟風險，我們不希望出現風險，所以要有下限、上限，如果做得好的話，我們能爭取得到一個“L”型軌跡。要想得到長期的“L”型軌跡，就需要采取諸多改革措施。

●一方面通過改革使企業有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降低五險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通過金融體制改革，降低融資成本，通過物流體制改革降低物流成本，通過行政性壟斷改革降低用人成本等等，創造一個好的營商環境。只有推進改革，有了更好的營商環境和更好的體制機制，才能增強企業創造附加值的能力，擴大企業利潤空間。

●對于那些對實體經濟沒有好處的金融創新，要有一定的控制。特別是在監管能力跟不上的時候，金融自由化的進度應該受到一定控制。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等著名專家在參加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主辦的“財經戰略年會2016”時從經濟“L”型增長、降低企業負擔、防范金融風險等方面闡述了如何“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

中國經濟增長有望實現兩個“L”型軌跡

如果我們能夠正確的判斷形勢，遵從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個大邏輯，引領它，用正確的促進方式，我們有望實現兩個“L”型的軌跡，一個是近期的，還有一個是稍微長期一些的。

首先，我們不能指望“V”字型的經濟復蘇，原因是我們現在遇到的不是過去能夠帶來“V”字型復蘇的需求側問題，而是供給側問題。如果說人口紅利是過去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現在它的消失是不可逆轉的，用這種動能回到原來的增長速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中國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時候到達峰值，從2011年開始負增長。而且未來可能還會出現一次勞動力短缺的高峰，時間大概是在2017年左右，勞動力短缺的趨勢不可逆轉。

人口趨勢不光通過勞動力供給影響經濟增長，還通過勞動力供給短缺、工資上漲等影響經濟增長。單位勞動成本等于工資除以勞動生產率，工資上漲速度快于勞動生產率，單位勞動成本就提高，加速向發達國家靠攏，制造業的競爭優勢就會下降。勞動力素質、人力資本是靠新成長勞動力來改善的，不斷的新鮮血液，他們受教育程度高，如果這部分人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存量的人力資本低的特征改善的速度就慢。因此預測人力資本的增量也是下降的。資本的回報率也相應下降。這些都是從供給側降低潛在增長率的因素。

我們以前預測，2010年之前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在10%左右，“十二五”時期平均為7.6%，“十三五”時期，在沒有進行改革和經濟刺激的前提下，潛在增長率平均是6.2%。潛在增長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導致的，因此我們不能假設有一個“V”字型。

中國經濟“V”近中期就有一個“L”型軌跡。“十三五”時期經濟增長下限和上限應該是什么樣的？下限是按照“十三五”時期測算的，假如什么都不發生，正常趨勢下，平均是6.2%。上限是在正常趨勢基礎上增加一些可能的改革紅利，比如生育政策的調整、供給側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等，可以使“十三五”時期平均達到6.7%。

設想一下，如果從明年開始改革紅利逐漸顯現，不用太高，今后四年平均保持在6.5%，最后會逐漸向上限靠攏。如果是這樣的話，和這兩條上限和下限相比，這條線接近于一個中近期的“L”型軌跡。從中近期看，“L”型軌跡的取得也得靠改革紅利。

為什么要設上限和下限？設下限是必要的，如果突破了底線，突破了潛在增長率底線，就會出現周期性失業，下限是保民生的一個基本需要。如果超越了上限，就意味著一定是采用了經濟刺激的辦法，這樣會導致增加的流動性無法進入實體經濟，最后流向了那些和競爭力無關的產業，導致經濟泡沫。

現在最應該操心的不是增長速度，而是經濟風險，我們不希望出現風險，所以要有下限、上限，如果做得好的話，我們能爭取得到一個“L”型軌跡。要想得到長期的“L”型軌跡，就需要采取諸多改革措施。

一是戶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可以產生兩條明顯的供給側效應，首先可以提高勞動力非農產業的參與率。許多農民工20歲之前進城打工，到40歲的時候因為沒有城市戶口，缺乏長期預期，就會一點一點退回農村，至少損失了20年的勞動參與率。其次清除了制度性障礙，勞動力會繼續從低生產率部門到高生產率部門。

二是“三去一降一補”。既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把資源配置得更有效率，還可以提高資本的回報率。

此外，教育、培訓、增強人力資本、生育政策調整都可以增加未來的勞動力供給。同時在需求側也會有所幫助。比如農民工市民化會擴大消費者的總規模。

總的來說，無論是短期的“L”型軌跡，還是長期的“L”型軌跡都要靠改革，不能靠刺激。刺激只是“V”字型而“V”字型是有風險的。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

　　降低企業綜合成本須推動各方面體制機制改革

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掙不掙錢，取決于兩方面，一是創造附加值的能力，二是成本的控制。如果創造高附加值的能力強，企業就會有競爭力，哪怕成本高一點也能承受。從微觀的角度看，對企業也是一個考驗。成本的控制既取決于企業自身，也取決于外部環境、體制機制，這不是完全由企業能控制的，與經濟發展的階段、經濟形勢的變化聯系在一起。

當前，企業、行業及整個經濟都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都在爬坡過坎，這個時期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創造附加值的能力還不是很強。整體來看，中國仍處于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微笑曲線的底端，企業、行業附加值還不高。從這個角度來看，企業在經營過程中要掙錢就相當困難，因為利潤會比較薄。

另一方面，成本又上升得比較快，有些成本是到了這個發展階段不可避免的，不是通過政府的努力可以解決的。比如人工成本的上升是經濟進步的一個表現。如果工資不漲，那么經濟的發展目的就丟掉了。還有環境成本，過去環境成本相當一部分是由社會來承擔。一些企業在排放方面沒有達標，有的污染物直排了，對企業來說節省了成本，但是體現在社會成本上，環境變糟糕了。控制污染對于企業來說毫無疑問，治污成本就得上升，這種成本上升不可避免。尤其在這個階段，環境成本上升比較快，如果企業不能消化，就會擠壓企業的利潤空間。

還有一些成本的上升與體制機制有關，比如融資成本問題，由實體經濟與金融虛擬經濟之間的關系不順導致的。現在資金進入實體經濟比較難，在金融體系中自己轉，變成了錢生錢的游戲。首先要考慮為什么它不愿意或不能進入實體經濟。這與金融體制有關，金融的壟斷性還沒有完全打破，盡管我國的市場化程度有了很大提升，但金融的壟斷性依然存在。另外，金融監管方面，分業監管帶來的監管套利會吸引相當一部分資金在金融體系中轉圈。如果監管套利能獲取利潤，資金何必要去實體經濟領域？因此，融資成本高與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不到位密切相關。對于傳統制造業來說，用電成本比較高，但是電價居高不下。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一個奇怪現象，一邊是電廠產能過剩，另一邊電價很高。這就與行政性壟斷聯系在一起，說明改革還不到位。

這些都是與改革相關聯的企業成本問題，怎么去均衡？其實還涉及到當前最令人關心的稅的問題。我們在調研中發現，稅收占企業營業收入的比重變化不明顯，但是稅收占利潤比重的變化非常明顯。因為利潤變薄了，企業虧損了。從行業來看，利潤大幅度下滑，這種情況下，稅占利潤的比重自然就上去了。其實是企業成本的上升擠壓了利潤空間，企業的利潤空間變小，相對負擔就加重了。

要解決企業綜合負擔重的問題，不僅僅涉及降稅的問題，還必須要推動各方面的體制改革。比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的，社保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國企體制改革。這些體制機制改革不全面推進，降成本僅僅依靠現有的降低稅負，比如稅率下調、社保繳費適當下調，階段性的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依靠降稅、社保繳費使企業有利潤。所以，這個事情要兩面看，一方面通過改革使企業有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降低五險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通過金融體制改革，降低融資成本，通過物流體制改革降低物流成本，通過行政性壟斷改革降低用人成本等等，創造一個好的營商環境。只有推進改革，有了更好的營商環境和更好的體制機制，才能增強企業創造附加值的能力，擴大企業利潤空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

六方面金融風險應引起高度關注

中國金融風險總體可控。但也要關注到，當前一些處置風險、防范風險的措施實際上并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化解掉金融風險，只是把金融風險后移，而且在各方面因素綜合作用下，金融風險的環境更加復雜。可以從六個方面對金融風險形勢的復雜性做一些描述。

第一，既有金融市場的風險，也有金融行業的風險。從金融市場風險來看，2015年股市異常波動，某種意義上是股災。2016年中國債券市場違約案例急劇上升，無論是債券數量還是違約的個數都超過了歷年的違約數量之和，金融行業風險加大。由于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和市場準入的開放，導致競爭加劇，金融機構的經營壓力不斷加大，盈利能力下降。僅是2016年上半年，銀行、證券、保險行業的利潤盈利能力全線大幅度下跌。

第二，既有微觀主體的風險，也有宏觀金融風險。在資產荒背景下，投資主體紛紛加杠桿，而且在加杠桿的過程中，一些機構、投資人毫無顧忌。從銀行角度來看，不良資產和不良率高起。微觀主體的風險還有人才流失風險，特別是國有金融機構，一行三會金融監管部門人才大量流失。宏觀的金融風險也在加劇，比如匯率波動、人民幣貶值壓力階段性加大。資金、資本外流壓力增大，外匯儲備已經從頂峰的39000多億下跌到3萬億以下。

第三，既有國際因素導致的金融風險，也有國內因素導致的金融風險。國際因素的風險，比如美元加息，去全球化和貿易保護趨勢強化，世界政治格局不穩定帶來的對歐元區穩定性的擔憂，以及國際金融市場的復雜多變。國內的因素包括消費投資不振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企業經營環境不佳、特別是市場預期模糊和不穩定導致了金融市場過于敏感和脆弱。

第四，從國內因素來看，既有金融體系外部因素所導致的風險，也有金融體系內部因為體制、監管機制、調控管理政策的缺陷帶來的內生性風險。金融體系外部風險，比如在化解過剩產能過程中會帶來不良資產的壓力。另外企業的違約，房地產市場的振蕩，都對金融風險帶來很大影響。金融體系內部，由于體制的問題、監管機制的問題、調控政策和管理政策的問題等造成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控股金融機構內部治理缺陷明顯，風控能力嚴重不足。

第五，既有單個行業風險，更有跨行業交叉風險。從交叉風險來看，隨著金融產品的創新和資本市場不斷開放，外匯市場、貨幣市場、資本市場、金融市場內部不同業界之間的風險傳遞更加復雜，使得監管部門更不容易盡早察覺風險。互聯網金融因為具有交易主體多，交易鏈條長，隱蔽性強等特點，其產生的風險一旦爆發，影響力、破壞力都非常大。

第六，既有短期金融風險，也有中長期金融風險。例如，對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置換，短期內解決了地方政府債務壓力，降低了風險爆發的危險性，但體制機制和透明度卻沒有明顯提升，地方政府投資行為的盲目性可能會加大。

針對復雜的金融風險形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的時候，特別提出把防范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這是非常重要的決策。

防范金融風險主要做好六方面工作。

第一，由被動的堵風險的方式轉向更加主動的尋找漏洞，加強預防性措施。對于那些對實體經濟沒有好處的金融創新，要有一定的控制。特別是在監管能力跟不上的時候，金融自由化的進度應該受到一定控制；第二，調整風險承受能力；第三，治理金融風險重點不能僅注意金融體系自身，需要內外并重。一是改善實體經濟，二是推進國企改革，三是調整監管架構；四是加強政策協調性。比金融監管部門合并更重要、更緊迫的是金融監管信息的共享。怎么樣做好跨市場動態的風險監控，建立這樣一個監控體系是更緊迫的事情；第五，加強政策定力，正確引導市場信息，特別是向市場傳導清晰、準確的信息，監管部門強化和市場的溝通；第六，防范金融風險需要金融體制的改革加以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