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日益明顯。英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發布的《全球貿易預警》報告顯示，從2008年到2016年，美國對其他國家采取了600多項貿易保護措施，僅2015年就采取了90項，位居各國之首。該報告指出，美國是限制自由貿易的頭號國家。新一屆美國政府更是亮出“美國第一、美國優先”的口號，毫不掩飾地唱起了貿易保護主義的調子。作為********大經濟體的美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會對世界經濟產生什么影響？貿易保護主義能“讓美國再次強大”嗎？今天刊發幾位專家的文章，對此進行探討。

保護主義體現利己主義價值觀（人民觀察）

陳寶森

最近，人們驚訝地發現，一向高舉自由貿易旗幟的美國竟毫不掩飾地唱起了貿易保護主義的調子。其實，回顧近百年來的美國貿易史不難發現，美國從未真心實意地推行自由貿易，也從未真心實意地站在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角度制定貿易政策，美國貿易政策的背后從來都是單贏心態和利己主義價值觀。

把自由貿易當作為自身利益服務的包裝

對外貿易政策雖屬國際事務，但擺脫不了國內政治經濟的需要和價值觀的制約。對美國統治階層而言，美國特殊論、美國利益優先、美國絕不當老二、贏者通吃等理念已深入骨髓，自由貿易不過是為美國自身利益服務的包裝，里面的貨色根據需要隨時調換。在美國歷史上，當經濟形勢生變、自由貿易看似對美國不利時，當政者或明或暗地轉向貿易保護主義的例子并不少見。

按時序說，舉其大者，在1930年美國已經完成工業化、對世界市場需求上升之際，胡佛政府出臺了《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把3200多種產品和原材料的進口關稅稅率一下子提高到60%。這件事被認為是對外貿易政策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愚蠢之舉。其背景在于上世紀20年代美國工農業生產過剩、國內需求不足、經濟滑坡，胡佛總統短視地認為提高關稅可以減少進口，把國內積壓產品出清。然而事與愿違，貿易伙伴國在法案出臺前就已經聞風進行反制，打起了貿易戰，使美國對外出口急劇下降，給經濟衰退火上澆油。這一保護主義政策被歷史學家認為是使美國深陷大蕭條并給全世界帶來大災難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亞兩大洲都遭到了戰爭的洗劫，只有美國本土還是一片凈土。戰后，美國工業生產占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半以上，對外貿易長期保持順差。此時，自由貿易顯然對美國有利。于是，美國高舉自由貿易大旗，把自己標榜為自由貿易的領導者。但是隨著歐亞的復興，特別是日本和德國在貨物貿易上逐漸成為美國的強勁對手，再加上美國自身經濟遭遇困境，從1971年開始，美國的進出口出現了逆差，此后連年擴大。于是，美國的自由貿易政策開始轉向，其標志就是1974年的貿易法。該法強調自由貿易必須建立在公平競爭之上，并設置了301條款，目的是使美國有權裁定其貿易伙伴是否存在貿易壁壘，借此掃除美國的出口障礙。后來，這一條款又在1988年綜合貿易和競爭法中以特別301和超級301條款加以強化。批評家認為：301條款是用國內法處理國際貿易爭端的單邊保護主義典型，它集法官、陪審員和執法人于一身，把維護美國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所以，到里根時代，美國的所謂自由貿易已經變成內里包藏大棒的貿易保護主義。此外，由于20世紀80年代日本躍升為美國****的貿易順差國、德國緊隨其后，美國又在1985年的紐約廣場會議上強迫日元和馬克升值。這樣做既保全了美元不貶值的臉面，又擴大了美國對日、德的出口。苦的是日本因日元大幅度升值而迎來了泡沫經濟，使20世紀90年代成為“失去的十年”。

接下來，包裝得更精巧的貿易保護主義要算奧巴馬政府倡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了。在新興經濟體迅速發展、中國逐步成為貨物貿易大國而美國對外貿易增長乏力的背景下，美國想通過TPP維護其在全球貿易中的支配地位，特別是掌握“規則制定權”，抑制別人的優勢。

靠保護主義讓國家強大是緣木求魚

如今，特朗普政府剛剛執政即宣布美國退出TPP，轉而實行更加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打出“買美國貨、雇美國人”的旗號。那么，這一輪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能否“讓美國再次強大”呢？

特朗普在經濟上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目前每年2%的經濟低增速提升到4%。他設想美國政府能夠用保護措施對貿易伙伴施壓，把每年高達幾千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壓下去。然而，這樣的行為不僅充斥著違背基本經濟規律的荒唐邏輯，而且對貿易的粗暴干涉顯然不會被貿易伙伴所容忍。更何況，美國出現貿易逆差的根源是其國內經濟失衡。不解決聯邦政府的巨額赤字問題，不增加居民儲蓄，在寅吃卯糧的情況下想靠保護主義減少貿易逆差，無異于緣木求魚。

特朗普抓住10多年前就被某些美國政客熱炒的“人民幣匯率定值過低”“中國加工貿易導致美國巨大貿易逆差”“中國工人搶走了美國工人的飯碗”等聳人聽聞的陳詞濫調，以為這是壓制中國就范的有力武器，殊不知這些謊言在經過中外專家仔細調研后早已破產。關于人民幣匯率，最簡單的事實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過多年跟蹤研究，公開宣布人民幣匯率沒有被低估，并將人民幣納入了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關于中國的加工貿易擴大了美國貿易逆差的說法，美國專家經過細致測算證明，中國只在裝配環節獲得了3%—5%的收益，利潤的大頭被美國的品牌公司、各國的零部件供應商以及物流公司獲取了。至于搶飯碗的問題，美國制造業工人逐年減少的根本原因是生產自動化、智能化后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是早在中美貿易大發展之前就已經發生的事，中國不過是由于競爭力強而承接了更多的加工生產。這是在小布什當政時的總統經濟報告中已經明確給出的結論。至于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數額巨大，其重要原因在于美國拒絕向中國出口其具有優勢、而且別國也能向中國出口的科技產品。

貿易保護主義不是讓美國再次強大的正道，因為當今時代已經遠離殖民主義、孤立主義。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通過正常經濟貿易交往實現合作共贏。這才是讓美國再次強大應該走的正確道路。現代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可貴之處就在于，它可以通過國際分工和互聯互通在全球優化資源配置，給所有參與國帶來好處。這同奉行本國利益至上、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是根本對立的。迄今為止，中美經貿關系總體上是雙贏的，中美之間的貿易和投資達到今天的規模并且還在上升就是最好的證明。進一步加強經貿關系，避免或減少貿易摩擦是唯一正確的選擇。這不僅是中美兩國人民的期望，也是世界人民的期望。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旋律，大國沒有權力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反而有責任通過真誠合作幫助所有國家獲得和平與發展的紅利。無論冷戰、熱戰還是貿易戰，都不是大家所愿意看到的。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貿易保護主義不能解決美國問題

宋國友

《人民日報》（ 2017年02月26日05 版）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公開將“買美國貨、雇美國人”作為執政理念，同時將巨額對外貿易逆差視為美國各種經濟問題的癥結所在，主張通過貿易保護主義來扭轉“不公平”的貿易利益分配，幫助振興本國制造業，實現經濟強勁增長。日前，特朗普政府已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并要求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些都表明，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之勢明顯，正在成為影響全球經濟健康發展的最新不確定性因素。

長期以來，國際貿易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進器。本世紀初，國際貿易年均增速一度達到同期世界經濟增速的兩倍。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貿易增速已經連續數年低于世界經濟增速。美國作為********大經濟體和第一大進口國，在國際貿易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特朗普政府如果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將會使本已羸弱的國際貿易雪上加霜，阻礙世界經濟增長。更令人擔憂的是，美國基于本國經濟利益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勢必影響其他國家的正常貿易利益。特別是那些與美國有密切貿易聯系的經濟體，遭受沖擊的可能性很大。其他經濟體或將被動抵御、或將對等報復、或將追隨效仿，貿易保護主義將會因此在全球沉渣泛起、大行其道。此外，美國采取貿易保護主義也不利于推進全球經濟治理。與貿易保護主義理念一脈相承，特朗普政府認為世界貿易組織、二十國集團（G20）等全球多邊經濟治理機制鮮有成效，甚至有損美國經濟利益，因此傾向于通過單邊或雙邊方式解決經濟問題。受其影響，主要大國之間的宏觀經濟政策合作將受阻，全球經濟治理也可能停滯不前。

對于美國來說，貿易保護主義不僅不能解決其自身問題，反且會使其遭受更大的損失。這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損害美國跨國公司的利益。經濟全球化和國際貿易中的****受益者是美國的跨國公司。它們布局全球、拓展實力，經濟利益早已超越美國的國家界限。美國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其他國家的損失主要是貿易額下降，而美國跨國公司的損失將是貿易利益的消逝。二是損害美國經濟競爭力。從短期來看，利用貿易保護主義限制他國產品進口似乎能幫助本國缺乏競爭力的行業和企業，但這將使相關行業和企業失去加大投資和改進技術的動力，導致產品競爭力不斷下降。與之相對，其他國家的相關行業和企業則會采取更多措施來提升競爭力。一降一升之間，美國這些行業和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將會進一步弱化。三是損害美國經濟發展前景。作為********大經濟體，美國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可能在全球范圍引發貿易戰，這將嚴重影響美國國內依賴出口的行業和企業。同時，日益內向、封閉和自私的美國，將會動搖和削弱美國及全球投資者對美國經濟的信心，不利于美國經濟長遠發展。

盡管美國對外貿易體量大，但對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影響并不大。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15年美國貨物進出口額占其GDP的比重僅為20%，不到世界平均值的一半，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最低。事實上，美國現有經濟困局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國內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深層次問題。

經濟結構問題主要表現為兩大失衡。一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失衡。近年來，農業和制造業占美國經濟的比重逐年下滑，而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的比重則快速上升，經濟虛擬化程度過高。二是儲蓄與消費失衡。美國居民儲蓄率過低、負債率高，是典型的寅吃卯糧的透支型經濟體。這兩大失衡是造成美國經濟困境的根本原因。

政治結構問題主要表現為極化現象日益加劇。經濟結構調整需要政治力量有效配合。然而，美國國內政治在兩黨制下出現對立極化，民主黨和共和黨用各自的黨派立場定義國家利益，讓黨派偏好塑造國家政策。共和黨特朗普政府就任后，立即對前任民主黨奧巴馬政府推行不久的醫療改革、金融改革和能源政策進行反方向調整。這充分說明美國政治現在已難以凝聚普遍共識，不僅不能對經濟結構問題加以持續的系統性糾正，而且浪費了寶貴的改革時間，增加了政策執行成本。

社會結構問題主要表現為貧富分化愈發嚴重。近年來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中產階級財富持續縮水，底層民眾生活狀況更加艱難，但最富有階層占有的財富卻不斷增加。日益分化乃至撕裂的美國社會難以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基礎。

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加深，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密切，保持世界經濟可持續增長態勢需要各國同心協力而非各行其是，主要大國在制定經濟政策時也應考慮對世界經濟和其他國家的影響。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今天，迫切需要擴大國際貿易，為經濟增長助力，而不是實施保護主義減少國際貿易。美國不去正視并制定合適的公共政策來應對日益嚴峻的國內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性問題，反而把矛頭指向所謂的對外貿易不公和貿易失衡，是典型的倒因為果，無論對世界經濟還是對其自身都沒有實際幫助，既損人又害己。

（作者為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合作共贏才是正道（大家手筆）

周世儉

《人民日報》（ 2017年02月26日05 版）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2017年1月發布的報告顯示，2015年，美國對華出口占美國總出口的7.3%，創造了約180萬個美國就業崗位；中國企業在美投資創造了約10.4萬個美國就業崗位。美國對華出口和中國對美投資合計占到美國2015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2%。可見，中美經貿往來為美國經濟和就業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

然而，近年來中美貿易卻呈現疲弱態勢。中國商務部公布，2016年中美貿易額同比下跌6.7%。中美經貿往來的減少，顯然對美國經濟和就業增長都十分不利。造成中美貿易疲弱態勢的原因既有客觀的，也有主觀的。客觀上看，主要是世界貿易增長明顯放緩，中美兩國對外貿易增速均出現了下降。主觀上看，近年來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日盛，使中美經貿關系步入多事之秋。

與前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更加明顯。然而，美國大搞貿易保護主義是非常不理智的，歷史上有過前車之鑒。上世紀30年代，胡佛政府大幅提高進口產品關稅，借以保護國內工業，引發貿易戰，加劇了美國和世界經濟大蕭條。今天，如果美國再搞貿易保護主義，必然會招致世界各國的反對和報復，其結局只能是兩敗俱傷，致使世界經濟發展出現倒退。今天的中國不愿意打貿易戰，但也不懼怕打貿易戰。40多年的中美經貿往來只發生過一次貿易戰，那就是1983年的中美紡織品貿易糾紛，結果以美國政府妥協讓步而告終。當年中國的GDP尚不足美國GDP的5%，而2015年中國的GDP已相當于美國GDP的61%。今天的中國從美國進口了其棉花出口量的22%、大豆出口量的56%、波音飛機出口量的26%、通用汽車公司出口量的33%，這些產品在世界上都比較容易找到替代品。相比之下，美國進口鞋類的63%、進口紡織品和服裝的近40%來自中國，這些產品都很難被替代，或者被替代后成本將大幅上升。越南作為美國進口這些產品的第二選擇，產能與中國相差很大。在這種情形下搞貿易保護主義，對美國有百害而無一利。

美國之所以又要搞貿易保護主義，與其常年居高不下的貿易逆差有關。美國從1971年開始出現貿易逆差，至今已有46年了。據美國海關統計，美國對9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外貿逆差。其中，對華貿易逆差更是被美國視為眼中釘，甚至把美國貿易不平衡的責任主要扣在中國頭上。其實稍加分析，這些錯誤言論就會不攻自破。

美國的外貿逆差由三部分組成：一是競爭性逆差，如日本的小汽車和歐洲的空客飛機對美國同類產業構成競爭。二是資源性逆差，如美國從美洲和中東進口大量原油，從非洲、亞洲等地進口礦產資源等。三是補充性逆差，從中國、東亞、東南亞進口的日用消費品基本上屬于此類。這些日用消費品物美價廉，緩解了美國的通貨膨脹，讓美國廣大中低收入人群得到了實惠，是對美國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調整和人民生活需求的必要補充。可見，補充性逆差對美國有益無害。

由于統計方式不合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被大大高估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吸引的外資大部分來自東亞地區。東亞地區把原來出口到美國的產品的生產環節轉移到中國大陸，這些產品的大部分零部件來自東亞地區，出口所得為東亞地區所分享，貿易順差自然也應由東亞地區分攤。但對美出口額依據產品生產地全部被統計在中國名下，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被大大高估。而且，中國對美國出口的一大半為加工貿易商品，中國只獲得了少量的加工費，美國進口商、批發商、零售商獲得了遠高于中國生產商和出口商的利潤，出現了“順差在中國、利潤在美國”的現象。

因此，美國指責中國造成了美國巨額貿易逆差是沒有道理的。解決美國貿易逆差問題的關鍵不是限制自華進口，而是擴大美國對華出口。然而，美國卻作繭自縛，不肯把能源和環保等方面的高新技術轉讓給中國，拱手把中國這個大市場讓給了歐洲和日本。

指責中國通過操縱貨幣匯率提升出口競爭力，更是無稽之談。從2005年到2015年，人民幣升值36%，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反而增長81.4%。這表明，貿易逆差與匯率沒有必然聯系。貿易行為是在市場作用下受比較優勢等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簡單依靠強迫對方貨幣升值來減少本國貿易逆差是歷屆美國政府的習慣做法，但事實證明，這種狹隘的思維行不通。當前，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主要原因在美元而不在人民幣。人民幣匯率已經基本實現市場化，因此2016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才會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現在，一些人只關注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卻忽略了與此同時人民幣對日元、歐元和英鎊升值。事實是，美元一路走強，發展中國家對美元匯率大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貶值。相比之下，人民幣波動的幅度是比較小的。

客觀分析，中美兩國在彼此的經貿關系中都占據重要地位。美國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第四大進口來源地；中國是美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場、第一大進口來源地。而且，中國在美國的投資也在快速增長。根據商務部數據，2016年，中國企業在美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95億美元，同比增長132.4%。截至2016年底，中國企業在美國累計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約500億美元。中美的經貿往來給美國消費者帶來很多實惠，促進了兩國民間交往，支撐了美國經濟復蘇。中美兩國經貿合作有著極為廣闊的前景。只有堅持合作共贏，才有利于兩國人民，有利于推動世界經濟發展。

（作者為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全球貿易環境存在短期惡化風險（觀察者說）

于春海

《人民日報》（ 2017年02月26日05 版）

美國日益濃烈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既不利于美國經濟增長，又增加了世界經濟的混亂和不確定性。

特朗普政府所倡導的制造業回流，指向的主要是美國過去淘汰并轉移出去的制造環節，這既不符合美國的資源稟賦條件，也不符合美國發展經濟和強化制造業的要求。技術和人力資本方面的優勢是美國現實競爭優勢的基礎。利用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推動制造業回流以“創造更多的制造業就業崗位”的做法，在長期是不可持續的。從目前的趨勢看，美國技術變革的重點應是新一代制造技術以及能源和環境技術，這將會成為美國未來競爭優勢的基礎。沿著這樣的方向，美國不僅能夠創造出更多的高回報投資機會和高報酬就業崗位，而且能夠為制造業復興構筑堅實的國際競爭優勢。因此，以傳統制造業為保護對象的貿易保護主義顯然是得不償失的。無論立足于從現實競爭優勢中獲取****利益，還是立足于長期競爭優勢的培育和利益獲取，美國都需要加大與其他國家政策協調的深度和廣度，推動國際貿易和投資新規則的構建，為發揮現實競爭優勢創造條件，并培育長期優勢和潛在市場。而且，美國資本利益的實現高度依賴國外市場，如果全面轉向貿易保護主義，必然招致其他國家的報復。這不僅會惡化美國優勢產業的出口環境，也會惡化美國資本在其他國家開展生產經營和市場競爭的環境。

短期內，美國可能會采取更多有選擇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這將會增加世界經濟的混亂和不確定性，給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帶來較大沖擊。更深入地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取決于相關方利益的分配和成本的分擔。在全球治理和多邊貿易—投資規則滯后的情況下，美國這樣的主要經濟體傾向于利用單邊、雙邊或次多邊行動來趨利避害，必然會產生強烈的示范效應和競爭效應，引發全球范圍內更多的單邊或區域性行動，導致有選擇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盛行。因此，全球貿易環境在短期內存在惡化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