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中國2016年經濟增速將在6.6%，2017年將放緩至6.2%。今年的一系列刺激政策使得IMF上調了對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測，但由于中國當前增速已經十分接近潛在增速，因此過度刺激將適得其反，各界的共識便是——未來的中國經濟復蘇不是“V”型，可持續的“L”型將取決于供給側改革的動能。

近日，在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2017中國經濟論壇——穩增長、防風險、促改革”研討會上，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IMF前副總裁朱民等人解析了當前的中國經濟態勢，并前瞻了2017年中國的增長動能。

蔡昉：長期“L”型取決改革動能

針對未來的中國經濟，蔡昉得出兩個基本判斷——第一，我們不應該期待一個“V”型的宏觀經濟復蘇；第二，我們追求的可能是一個“L”型的長期經濟增長軌跡。他還發現，有短期的和中長期的兩種“L”型增長軌跡。

經歷了多次“V”型反彈的中國經濟，為什么不能再次出現“V”型復蘇？“中國發展到這樣一個階段，人口紅利下降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這也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蔡昉稱。

簡而言之，當中國的實際增速小于潛在增長率，即生產能力沒有得到充分運用、出現了產出缺口，那么就可以從需求側著手，動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甚至產業政策、區域政策等讓它達到潛在增長率。然而，當前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下降，因此這就意味著現實情況不允許也不需要中國實現如歷史上的幾次“V”型反彈。

他分析稱，依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基本形式，潛在增長率由技術、勞動力和資本三大要素決定，但這三大因素歸根到底都是人口的問題，人口老齡化導致人口紅利下降，從而使得潛在增長率下降，這種下降可能是中期無法逆轉的。

“中國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在2010年進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時候達到了峰值，從那之后就是負增長，這是絕對的減少。真正決定我們勞動力的指標叫做經濟活動人口，在勞動年齡人口基礎上要拿勞動參與率做一個修正，這一指標也將在2017年達到峰值，從明年之后將是負增長。也就是說，勞動力絕對供給的負增長已經確定。”蔡昉表示。

同時蔡昉也表示，另一個重要指標——單位勞動成本在上升。單位勞動成本等于工資除以勞動生產率。“工資上漲，單位勞動成本一定會提高，但是如果勞動生產率能夠跟著提高，就不會提高單位勞動成本，也就不會迅速喪失比較優勢。而中國勞動力短缺來得非常突然，勞動生產率的增速在過去幾年里已經跟不上勞動成本的提高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與其他主要發達制造業國家相比，中國的相對成本越來越高，這就意味著這些國家或多或少可以把自己的制造業回遷。但更重要的是，那些還在享受人口紅利的國家可能會替代中國，成為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出口國。

此外，就另一個變量——資本而言，根據清華大學一位教授的計算結果，中國投資回報率已經開始較大幅度下降。蔡昉稱：“因為勞動力不再是無限供給的，企業便不斷地用資本替代勞動力，機器人替代活人，但如果人的素質沒有相應提高，替代過快就帶來資本回報率低，這是經濟增長理論中一個永恒的鐵率。因而現實中，中國的投資回報率就是在不斷下降的。”

同時，蔡昉分析稱，“中國農村16歲到19歲人口的數量在2014年達到了峰值，2015年以及今后就呈現出負增長。農民工的轉移速度一定就會放慢，這一速度在2014年降至1.3%，去年只有0.4%，今年或許更低，或許到0，今后完全有可能變成負的。”

他認為，變成負數并非因為農民工不想進城了，而是因為缺乏新增量。

因此，根據蔡昉測算，過去和未來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2010年前約為10%，從“十二五”開始下降到了只有7.6%的平均水平，而實際實現了7.8%。當前“十三五”時期，潛在增長率的平均水平是6.2%。這就是因為人口紅利的消失影響到生產函數的所有變量，從而導致潛在增長率的大幅變化。“勞動年齡人口從增長到負增長，表現為突變，潛在增長率的下降也是瞬間性的。”

潛在增長率下降以后，就應該改變認識。“中國潛在增長率從現在開始的5年只有6.2%，可見幾乎沒有潛在增長率的缺口，因此不需要回到‘V’型的復蘇。”蔡昉表示。

那么現在我們指望什么呢？“我們提出了‘L’型增長，第一個是近中期的，”蔡昉認為，短短幾年的“L”型是可以期待的，就是有下限不要突破，上限也無須突破。具體而言，潛在增長率決定下限，突破則會出現周期性失業現象；加上改革紅利后形成上限，超過該水平的增長速度可能是刺激的結果。“2015年的時候就靠近了上限的水平。”

如何才能實現長期的“L”型軌跡？蔡昉強調，這就取決于改革的動能。

未來，越是改革推進得更好一些，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就稍微慢一些，“甚至在最好的情況下，特別是我們這一代出生的孩子長成勞動力的時候，人口結構會改善。因此會形成一個大寫的‘L’型。而唯一的來源就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的改革。”他稱。

蔡昉指出，可以通過戶籍制度改革、“三去一降一補”、教育與培訓改革、生育政策調整來有效提高潛在增長率。他的研究測算顯示，如果中國經濟未來真是按照這種情形走的話，2022年人均GDP可以達到12600美元，是目前世界銀行劃分的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最后蔡昉強調，無論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L”型軌跡都得靠改革，不能靠刺激。改革的紅利是真金白銀，而只有改革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特朗普加劇中國不確定性

除了中國本身的結構性改革，分析外部沖擊就目前而言顯得格外重要，尤其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給全球以及中國造成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后。

朱民表示，2008年金融危機把全球經濟從原有軌道平行地移到了一個低的均衡水平。危機之后全球投資急劇回落，貿易增長速度罕見地低于經濟增速，全球資本流動速度放慢。同時，全球通貨膨脹水平和實際利率水平持續下滑。他通過一系列數據指出，未來的潛在增長水平也在下降。

他稱，眼下，特朗普改變了市場對美聯儲加息的預期（他支持減稅、擴基建等措施提升了通脹預期，市場認為美聯儲為此會加速加息），但具體美聯儲會如何行動，是不確定的。

“如果利率曲線很快地往上走的話，全球的資產都會重新配置。這是一個巨大的風險。”朱民表示。

朱民認為，特朗普的部分經濟政策是確定的。“在競選中，他講到了無數關于經濟增長的承諾，其中有三條是他上臺后一定會實施的：減稅、貿易保護主義和增加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說要減稅，又要擴大財政支出，但錢從哪里來？“所以在特朗普時期，美國的財政赤字可能會加強，預計美國的經常賬戶也會惡化3.5到4個百分點，可見美國又將回到危機以前的財政經濟‘雙赤字’模式。屆時美元可能會走低，這和中國息息相關。”朱民稱。

“當美國需要財政赤字擴大時，其就會面臨國會設定的債務上限，如果突破了這個額度，就必須去國會批審更多額度。2011年時，因為美國債務到了上限，但國會不批，引起了全球對美國經濟巨大的信心危機，所以2011年、2012年美國經濟下滑。”朱民表示，特朗普當政時必定又會面臨這一情況。至于追加債務上限能否得以批準，關鍵時刻就是2017年3月15日，這又是一次政治的較量，也是一個巨大的不確定性。

“由此美國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在上升。美國經濟走強影響全世界，但是它能持續嗎？沒人知道，”朱民表示，如果美國經濟上升或下降一個百分點，沙特會受到0.5個百分點的沖擊，中國會受到0.35個百分點的沖擊，這個沖擊是巨大的。

朱民還稱，對中國經濟和企業來說，因為美國在需求端，中國在供給端，當需求端起來的時候，供給端才剛剛跟上，有一個擴大效應，因為“特朗普現象”很可能無法持續，所以美國很可能會經歷一個美元強、增長強，美元跌、增長跌的時期。如果中國的供給端仍然在繼續往前走的話，就會處于非常低位的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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